这样的日子一晃来到了文革初期。当时父亲是车缝社的会计，他和主任两人都遭到了造反派的批斗。一天晚饭后，造反派又来批斗父亲。我、二弟、舅舅及文家庄的文路在旁观看。看到造反派要动粗，文路大叫一声：“要文斗，不要武斗！”造反派愣了一下，父亲趁机大喊：“和你们到派出所去讲理！”这才救了父亲一命，才有以后八十二岁的寿命呀！
我们永远感谢文路（现在还健在）！
约一年后，这个造反派的小头目的家庭也出现了变故。消息传来，母亲吃惊地语无伦次地说了一个上午，父亲却什么都没说，也不让我们说什么。
一九六八年一月，我结婚了，新蚊帐是母亲去凤村姑婆处借来的，婚后一个月还给人家，自己又得挂上旧蚊帐。我什么没说，我是长子，得顾大局。半年后，父亲分家给我另吃。当时，父亲送给我一个两元钱的红包，面带歉意地说：“后面还有一堆弟妹呢……”我也没什么好怨言的。年尾，我大女儿出生了。
一九七零年，我和二弟、三妹到邻乡插队。父亲去了枝柳铁路做车衣工。记得一年后，父亲写信给我，希望我们全家写封信给他，也希望用小孙女的口气写封信给他，意思是全家人支持他在枝柳工作，并准备把信公开。我回答他不要太浪漫了，不要学人家，自己有自己的，保重身体，多挣钱才是真的。父亲后来再也不说什么了。再以后，四弟、五妹也去了农村插队，原本热热闹闹的大家庭，突然冷清了下来。
几年后，二弟、三妹安排到农场工作。一九七九年，我和四弟安排到供销系统工作，五妹回城，我们的生活一下子安稳了。母亲不断地烧香拜佛：“感谢共产党，感谢共产党呀！”
后来父亲的车缝社再也维持不下去了，他就改行做冰室、杂货的生意。父亲一下子见挣的钱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多，像总结什么似的对我们说：“看来，还是做生意的好呀！”父亲的脸色好多了，眼睛也亮多了，腰板也直多了。
一九九三年，我开始走上领导岗位，当上镇供销社主任，后又调到市工业品公司，父亲仍然经营冰室和杂货。二零零零年春节，父亲不小心跌伤脚，我突然意识到：父亲老了，七十三岁的老人了，应该休息了。我马上叫父亲不干了，回来跟我一起吃，由大家负责父母亲的伙食费。如此又过了九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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